随着解放战争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作为战争主要支柱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周恩来格外的重视此项工作。他运用自己对财经问题富有远见的思考，协助制定了一系列协调财经工作的方针决策，并且为建国后确立国家的财经方面的基本政策提供了借鉴。

  早在1948年5月间，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华北局召开了一次金融贸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今后的经济建设，不但要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业，不但要建设乡村，而且要建设城市。我们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到统一的国民经济。货币发行，首先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同时要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以及正当的盈利，慎重处理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7月30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华北、华东、西北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转各政府党团和各财办电，转发了这个报告。

  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要有经济作为支柱，因此财经工作慢慢的变重要。由于华北、华东、晋绥、西北几个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各解放区原来各自发行的货币既互相流通，又常常互相压价，同时，兑换标准也不一样，这是个矛盾。为解决这一难题，周恩来决定取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为抓好财经工作，周恩来规定每晚22点至次日凌晨1点处理财经工作，指示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每晚到他办公室去研究财经工作。在人民币不能马上发行的情况下，为保证各解放区的物价同步上升，指示中央财经部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动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保证各解放区的物价按同样大的幅度上升，以此来保证物价的稳定。并要中央财经部每五天向他报告一次各解放区的物价变动情况，据此来控制各地区货币发行数额。他又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中央决定华北、华东两区货币固定比值通用。为便于今后发展及目前晋中作战，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在中央和周恩来的正确指导下，解放区物价稳定，而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正式发行，同时各解放区停止发行自己的货币。中央要求各解放区作出1949年的财政收支预算，以计划人民币的发行数量。由于缺乏财政经管经验，各解放区所造出的财政收支预算悬殊很大。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7000万元。周恩来与其他同志认真审核各解放区所报预算后，确认西北地区所报数字有误，支援了7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一些数据是没有办法进行管理的。

  为了解决西北的财经困难，他和与负责西北财经工作的贾拓夫当面来讨论，并向报告，提出把西北财经工作统一于华北财经体系的方案，得到了中央批准，使西北财经困难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周恩来高瞻远瞩，放眼未来。他在西柏坡时，就考虑到全国胜利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从那时开始，他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着手收集各种统计资料。6月11日，他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许涤新，询问中国在上海、香港的经济研究机关和工作情况。并指出：“我们应该全国资源、银行、交通、工厂、矿产、贸易、农林畜牧及财政收支、官僚资本活动等等有系统的调查统计材料，有些材料应利用在官方工作的朋友代为搜集，并指定若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长期做经济研究工作，暂时不做政治活动，保证材料不受损失。”这个电报既是为了摸清国家财政经济的家底，也为培养经济研究工作的干部做了准备。

  6月21日，周恩来在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工业与商业的区别，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国家权利如何运用以及工业的科学管理等问题，都提出了大略的设想。

  在西柏坡，周恩来协助指挥人民歼灭蒋介石军队这第一战场的同时，还领导着统治区第二战场的斗争。

  在解放战争突飞猛进、蒋介石统治走向崩溃的形势下，一些在统治区第二战场工作的人头脑热了起来，提出了过高的口号，甚至会出现了急于组织城市暴动的冒险倾向。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1948年8月22日，为中央起草了《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他首先分析了“蒋愈加接近死亡的表现”，在人民愈加胜利面前，蒋“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言行，并指出了其必会招致的危险。他说：“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他提出了新形势下第二战场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党在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冒险主义的错误。”他制定了第二战场各项工作的方针和策略。在乡村方面，要“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尽量发展武装斗争，在条件不成熟或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坚持群众工作和隐蔽党的组织以待的到来。”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为了让在第二战场工作的同志更好地把握和执行城市工作的方针，他明白准确地提出：无论党内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凡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他强调，“隐蔽后的组织形式，应采取抗战后期经验，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针。”党的地下领导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不得违犯。”

  这些第二战场的斗争原则和方针策略，有效地防止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保护和积蓄了革命力量。第二战场组织在隐蔽力量、待机配合进攻的同时，成功地将已经暴露的党内外人士撤退到解放区，其中上海撤出约2000人，北平撤出约1000人，南京、天津各撤出几百人。

  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方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样，安全护送派的代表人物从国统区去往解放区，就成了第二战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由于当时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对其进行加紧迫害，许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脱离统治区逃亡香港。对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因此，周恩来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的这条航道，来完成这项重要而机密的任务。

  周恩来对此进行了精心的谋划。他亲自物色了执行这项任务的工作人员。1948年8月2日，他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9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另外，考虑到香港的情况复杂，同时海上航行由于海军的活动，特别是要经过台湾海峡，也很有风险，所以他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党组织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还有别的方面的人员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何时开船，要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情况等因素来决定。

  根据当时条件和联络情况，8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十几人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由连贯陪同，胡绳同行，王华生随船护送。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党内的人士有30多人。这一批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著名人士。第四批民主人士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澄寰等，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

  对于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始终严密关注，并就许多具体事宜多次发电报嘱咐。民主人士到达后，许多事情周恩来也是亲自打电报进行安排。当时由于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陆，周恩来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铉和刘昂，指示说：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严寒，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他们一到，负责接待的人员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刘昂等人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安排下，第二战场终于在特务严密监视的环境下，圆满完成了任务。几百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了解放区，与合作议政、共商国事。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在全国胜利前夕，把大批的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行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949年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电华北局、东北局，告知民主人士都到北平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成立。2月27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审阅修改《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华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并批示将它们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各民主人士云集北平，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