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铭阅历两千余年的开展，不唯记载社会活动的改变，亦保存了很多官修正史之外的文献材料，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二十四史”。正因于此，在以深化了解前史、开掘前史为方针的文博旅行中，赏识碑铭成为其间重要组成。

  古人赏识碑铭多从书法下手，如清末叶昌炽的《语石》：“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但今人看待碑铭，除了赏识其艺术价值外，作为不行再生的前史背景和文明资源，还蕴含着其他前史文献不行替代的文明价值。秦代以降海南岛归入华夏地图，石刻文明亦随之逐步传入，历经各个朝代的开展，大雅者虽稀，却构成兼具传统碑铭特征与民间本乡文明的共同风格。

  海南石刻散布于岛内遍地，既有官刊又有民刻，既有方寸小碑又有摩崖巨石，成了探求海南前史背景和文明的。

  海南碑铭记载了多元的文明内容，经过碑铭有助于了解海南传统的乡规民约、民间崇奉、家族文明等。如海口五公祠拜亭里所藏“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为宋徽宗赵佶于宣和元年(1119年)用瘦金体御书，全国仅存两通(另一通现存福建省莆田市元妙观三清殿)。该碑是道教传达海南前史的最早什物之一，对研讨海南宋代书法、政治、文明、道教开展前史具有极端严重价值。

  因为海事活动频频，海神崇拜作为区域特征被镌刻于屹立的百年巨石之上。如妈祖文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最晚在元代，在琼山、万州、崖州和感恩等地，就已然显现“天妃庙”，不过现“幸存”者仅有海口的“天后宫”。而至今矗立于天后宫的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篆书《天妃庙田记》完整地记载了天后宫的前史，成了探求海南妈祖崇奉的重要材料。除妈祖外，峻灵王更是海南区域所独有的民间海神。宋代苏轼被贬儋州，在旅游昌江峻灵王石后写下《记峻灵王庙碑》，碑铭曰：“(昌化县)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伟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谓其山臂膀……山有石池，产紫麟鱼，民莫敢犯。石峰之侧多荔支、黄柑，得就食，持去则有风雹之变。”“峻灵王”开始是坐落海南岛西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昌化岭上的一块石头，因民间传说和皇帝诏封，民间神化并受崇拜，逐步开展成为一种民间崇奉。与之相似石神崇奉今天海南区域仍有留存，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差乡重合一带的哈方言黎族仍旧盛行石崇拜，至今供奉石祖形状亦为长条鹅卵石。

  海南保留着很多古代官府禁碑和乡规民约等碑铭遗存，透过这些碑铭内容，能了解其时当地的社会管理、民俗民意等前史信息。如海南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立有一块光绪六年(1880年)“奉官示禁”石碑，所刻碑约就包含“禁刀斧不得入山砍”“禁盗砍芦林竹木”“禁不得盗割竹笋”，足见当地的山林维护认识。又如，海南昌化石碌岭一带立有一块“禁采石碌碑”，该碑为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署理昌化知县李玉章所立，意图为禁止私采矿山，并规则了处分办法：“该衿耆等投保指名禀县，饬差严拘究治，决不宽贷。”表现了地方政府关于维护矿产资源做出的尽力。

  此外，现藏于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博物馆的“石禁碑”内容更具海南特征，记载了百年前红树林维护的相关前史。碑铭清晰规则黄、柯、韩、吴、蒙五家为维护红树林的责任人，每家出两人巡查。发现“顽夫”“有污心棍徒”，要“鸣鼓而攻”；抓到损坏红树林的人或物，有奖励；私放破坏者则要受罚。这五家详细维护内容有：红树林枯木不能私折；乱取私折枯木罚一千文；耕牛踏坏红树林小苗罚五百文；正在成长的红树林被刀斧丢失罚两千文。由此可透视隐没在正史之下海南民间为维护红树林而做出的尽力。

  时人以为山体好像身体，斧凿所向，山体破损，则腑脏受损，元气凋谢。反之，若维护妥当，山林茂盛，则风生水起，“若育树密如屏，自能人文蔚起，要非无所见而云盖六合，精华之气恒酝酿于山川，而人才叠兴。”古代环保认识虽是源于风水之说，载于碑铭之上的古代海南公民关于自然维护的朴素考虑与实践，仍可为当今海南的生态文明建造供给鉴诫。

  海南岛坐落我国南海中部，是东南亚区域重要的交易、文明和交通枢纽。早在汉武帝时期就现已有人来到海南岛进行交易和文明沟通。跟着时刻的推移，海南岛成为了东南亚一带的重要商贸和文明沟通中心，在古代与周边各国来往沟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但囿于史料载录不详，部分前史现场无法逐个复原，而碑铭材料在此情况下就发挥了重要的补史阕之用。

  如，海南省博物馆从琼海搜集来的“两院禁示”碑。该碑发现于潭门渔港(原碑或立于潭门港口或原会同县城衙署或兵营内)，是明清时期广东政府给海南各个港口的“海关交易标准”，明晰记载了其时海南官府对来往商船的相关四点要求：榜首、驾驭船舶的商贩需先前往兵巡海南道承受官方查验，查看商船是否持有引票；第二、查看船舶是否载有武器等违禁品；第三、查看货船有无向官府缴税；第四、驾船脱离海南时不得私载米谷或贩卖粮食。若不依照以上执行者，将“同时治罪”。“两院禁示”证明晰海南潭门港行使的海关权利，也提醒了海南在明清时期已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动身港之一。

  又如，海南民间碑铭中发现了数量很多晚清民国时期的姑苏码子。姑苏码子产生于姑苏，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用于各行各业，是我国前期民间的“商业数字”。这一算筹体系随同海上丝绸之路传达到了海南，据相关学者计算，仅海口区域17块石碑便有苏码380余处，海口市美兰区新埠社区中桥村天后庙内所藏“永垂不朽”碑，捐资信息中便有17处用苏码表明。很多商业算学的痕迹为寻觅海南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文明印迹供给了充沛佐证。

  海南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各民族沟通要地。《宋史》卷四八九《占城》：“雍熙三年(986年)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族全家来附。”此为史书中最早关于海南来历的清晰记载。海口、三亚、陵水等地都保留着很多唐代至元代的教徒墓群。保藏于三亚市博物馆的唐珊瑚石“山峰”形石碑、宋珊瑚石“火焰”形石碑，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的三方唐教徒珊瑚石碑，都代表了这一族群的文明印记。石碑多具珊瑚形制，这是典型的海洋文明特征，反映了古代我国与中亚细亚教民族(波斯、阿拉伯人为主)经过“丝绸之路”沟通、来往的前史，而他们也终究融入了海南本乡，成了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碑铭文献也记载了很多汉族与海南本乡黎苗大众的沟通。如保亭县博物收藏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奉府道禁碑》：“谨慎兵役商民入黎损害。”琼中县所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治琼五戒碑》：“议客收支黎峒……如有诈骗愚黎……违者同时送官究管理”等，清晰从立法视点阐明晰维护海南黎族大众的办法。又如，五指山摩崖石刻中保留有清代将领冯子材和其幕僚所刊“手辟南荒、百越锁钥”“巨手擎天”等。史载冯子材在琼期间发起黎族青壮年开山筑路，奠定了海南交通的首要头绪。并在五指山水满峒亲身创立五指山“第宅”，活泼经济，加强了汉黎来往。这与上述石刻文字互相印证，关于了解古代汉族关于黎苗区域的开发及互相的互动情况供给了宝贵材料。

  近来，国家文物局印发《榜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海南共有九件当选。记载了海南古代多民族沟通交融的前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式的生动例子，更显示了海南石刻在全国文博视界下的重要性。如上所述仅为一隅，海南省内仍有很多刻石存留于文博场馆及郊野之中，如万宁市东山岭上的“华封岩”石刻；三亚荔枝沟“落笔洞”内的历代文人石刻，及很多未及收拾的墓志、示禁碑、德政碑、诗文碑等，都是文学、艺术、学术的有机统一体。它们作为“活着的前史”，默默地记载和见证着海南的旧日和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