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大学共同主办，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的2024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在成都举行。

  本次论坛突出学术性、国际性、创新性，围绕“保护文化遗产 赓续历史文脉”主题，来自国内外重要文化组织机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就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多样性等主题进行交流，深入探讨“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理念，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主论坛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遗产管理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长马修·温克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特别顾问卡罗莱纳·卡斯特罗，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遗产研究教授罗德尼·哈里森，中国文物学会会长顾玉才，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等嘉宾分别作主旨演讲，观点相互映衬，掀起一场“头脑风暴”，凝聚起跨越国界保护传承人类文化瑰宝的共识。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味着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V），这能带来旅游业的提升、经济效益的增长以及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然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旅游业并不是最终目标，并非所有的游客关注都是有益的。

  作为一种象征，世界遗产常常成为人类引以为豪的源泉和信息传播的平台，但也面临着被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民族主义劫持和绑架的风险，这些利益方的议程可能并不符合遗址本身的最佳利益。

  面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发展、冲突、灾难、旅游、抢劫和干预等迫在眉睫的威胁，保护世界遗产慢慢的变成了一项全人类共同的责任。这不仅涉及缔约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还包括游客、当地社区、管理者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虽然《世界遗产公约》没有明确定义“突出普遍价值”（OUV）的这一概念，但其《操作指南》提供了明确的解释。

  要将遗产视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它一定要满足以下几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独特的建筑、技术或景观设计；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的见证；传统人类定居点或土地利用模式的杰出典范；或特殊的生物多样性或自然美景等等。此外，遗产还一定要满足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并具备足够的保护和管理体系，以确保其长期保存。真实性的讨论尤为重要。

  根据《操作指南》第86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录入重建的考古遗迹或历史建筑，并且必须基于完整详细的记录，而不是猜测。完整性则衡量遗产及其特质的完整性，考虑遗产是否包含表达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必要元素，有没有足够的规模以充分代表其重要性，并且不会受到开发或忽视的不利影响。

  在遗产地管理的实践中，公众参与已从自上而下的方法，演变为一种越来越强调社会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例如，《佛罗伦萨景观公约》强调建立机制，让公众、地方和区域当局以及其他相关方参与决策和实施。ICAHM（国际考古类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发布的《塞拉莱指南》提倡将传统方法与更多社会参与的新趋势相结合。

  中华文明的形成有几大特点：一是五千多年延绵不断；二是兼收并蓄，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丰富发展自己；三是多元一体。那么，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何时出现的？

  现在考古发现比较确凿的大约是6300年前，在河南濮阳的西水坡遗址，一个人的墓葬两侧用蚌壳堆成龙和虎的形状。1993年在湖北黄梅又发现了用石块堆的龙的形象，长4米多，可见龙的信仰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出现了。

  第二是彩陶。仰韶文化的彩陶一开始主要分布在陕西和陇东这一带，后来有了异乎寻常的扩展，在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辽河流域都存在广泛的分布。这个范围的扩展，我们大家都认为和黄帝、炎帝集团兴起是一致的。这是第一次中原文化向周围强烈的辐射，也影响到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这一带，有学者觉得这是第一次文化意义上“中国”雏形的出现。

  第三是玉器。在中华大地上，玉器从9000年前就慢慢的出现，跟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精神信仰的出现，逐渐被作为彰显等级身份和通神的工具。这在中华大地上也有一致性，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大约同时的凌家滩文化，玉器都在大墓当中出土，也有类似的形制。

  这么多相似性，我们很难用偶然来解释。4300年前，长江下游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衰落，中原崛起，其特点之一是广泛吸收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特别是从西亚经过中亚、中国的西北地区传入中原的小麦栽培等等。各地先进的因素向中原汇聚，为中原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星堆或者古蜀文化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最新的研究发现，三星堆和殷墟青铜器都含有高放射性铅，说明有共同的青铜原料的来源。三星堆从夏商王朝学到了青铜器制作技术，创新性地用于表现它的精神世界，包括神树、神鸟、青铜人像，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古蜀文明既有吸收、包容，也有创新，所以有很大的活力。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需要采取全面的方法，以确保有效地保护遗产地，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管理涉及为实现愿景而采取的各项具体行动，而治理则侧重于由谁设定目标、怎么来实现目标以及决策过程，包括权力、权威和责任的分配。

  在实践中，遗产管理通常包括制度安排、立法和监管框架以及决策过程。这些组成部分共同发力，确保有效地保护遗产地，使当代和后代都能接触和受益于文化遗产。

  然而，在遗产管理实践中，我们常常面临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管理计划被视为最终目的，而非决策工具；遗产特质与保护和管理规定中的行动方针脱节；政策在政治、财政或技术上不可行、不可持续；缺乏社会参与者对遗址管理的参与和介入；未能将管理计划纳入更广泛的治理框架。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遗产管理是一个稳健化、结构化和迭代化的决策过程。管理周期的任何阶段都不是终点。遗产不单单是过去的遗迹，更是一种涵盖自然和文化以及有形和无形维度的活生生的实践体。

  我们要看到文化在更广范围内的含义，自然和文化、非物质和物质，这些都是人为的划分，是为我们治理或者说管理方便。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是全世界的课题。我不认为一处遗产是完全可控的或者说可以完全被管理，但是应该有一些典范，可以让我们从中汲取一些知识，学习它们的技巧，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在更大范围内看到各个因素的互动情况。

  在划定遗产边界时，我们应该考虑边界、缓冲区、保护和养护措施以及分区管理。在治理方面，我们一定要关注：建立具有执行能力的立法和监管框架；将遗产规划和管理纳入更大规模的规划工程；了解权力和政治在遗产决策中的作用；明确遗产机构、组织和民间社会的角色；解决管理系统中的重叠、漏洞和协同作用。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详细规划和协调努力，我们应该研究、社区参与和其他的一致行动，以确定强有力的治理和管理安排。此外，探索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PPP）等机制也有助于确保财务可持续性。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遗产研究教授、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遗产领域首席研究员

  我这次演讲基于一系列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有很多学术机构、非学术机构和各方的利益体加入这个研究，我们讨论了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鼓励大家加入我们的交流网络，作为形成或者引领未来的一种模式。

  其中一个项目，是为期四年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遗产的多重未来”，旨在探索遗产和相关领域怎么样做创造性的交流。从实证上来讲，这个研究项目借鉴了不同的相关组织的做法，它们代表了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利益。我们的核心观念是“未来”并非天然出现，而是经过设计产生，换句话说未来是我们目前行动的结果。当前的行动，包括各种事物、人物、地点、做法，这些不同的组合在不同的特定时刻，通过冲突或合作形成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要保护的过去和现在、未来都息息相关，所以说遗产有多重、多种可能性的未来，不同形式的保护往往会给我们构建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世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各种保护实践有一定的概率会相互破坏或者发生冲突，这就要求各方重新思考他们具体的保护实践，探索与其他组织合作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一个项目鼓励各个伙伴之间制定协同的、综合的应对措施，形成共有的未来。

  另一个项目是基于“遗产的多重未来”的后续项目。在未来几十年，我们应该适应一系列的环境和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我们的遗产管理者、景观管理者，在管理资产和资源分配的时候要做一些艰难的抉择和取舍。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探索新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方式，要承诺防止导致损坏或者损失的一些文化和生理、物理的过程，但有时候我们得知随着环境的变化，这种承诺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提出了一种替代的管理策略，确保我们的景观能够应对未来的变革。我们还提出了关于文化、自然、景观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指出遗产的管理者可以探索一种综合的而非相互冲突的管理方式。我们应该从遗产从业者扩展到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以生态公民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未来、遗产、博物馆。

  中国历史悠远长久、文化灿烂，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栽桑、养蚕、发明丝绸；最早栽种茶树，茶变成全球三大饮料之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以及发明指南针并应用到航海。

  中国政府格外的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目前我们已三次对全国范围内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到目前为止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处，目前正在组织并且开展第四次普查。

  前几年，我们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可移动文物普查，普查登记文物1.08亿件套。我们建立了文物保护制度，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近现代建筑等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我们也建立了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从1982年开始公布国家级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到目前为止共143座，也颁布了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条例。

  中国政府特别注重考古工作。近年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蒸蒸日上，其中首先要对地下文物古迹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使这些古迹免遭破坏。对于重要的考古发现，我们都建立了保护制度，很多重要的大遗址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这些年通过实践探索，我们很多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遗址公园，既保护了文物，也为公众提供了公共休闲的空间。我们也开创性地建设了长征、长城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公园也成为中国的首创。

  这些年我们新建了一批博物馆馆舍，博物馆的硬件设施条件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辽宁省博物馆、湖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这些省级博物馆，馆舍面积都超过10万平方米。中国政府实行了一项政策，除了遗址类博物馆，比如故宫、莫高窟、金沙、三星堆，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免费开放以后，博物馆观众显著增加，去年全国有12亿人次参观博物馆。

  三星堆文明非常发达，它除了有丰富的玉器和其他材质的文物以外，最令人瞩目的是青铜器，有很大的视觉震撼力，令人叹为观止。三星堆的青铜造像还有许多隐藏于其细节或不为我们肉眼所轻易能够认识的方面，是将来工作的重点。

  在新近发掘的6个祭祀坑中，3号坑的顶尊跪坐人像能够正常的看到三星堆文明的几个重要要素。三星堆文明有其独特的图像系统，青铜器的重要性非常与众不同，这些文物真实地或者概括性呈现了祭祀的场景，可以由一个静态的场景看到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举几个案例，概要性陈述一下我的看法以及对将来研究工作的建议——

  第一是消失的木雕传统。三星堆祭祀坑当中没看到木制物品，但是三星堆文明有很重要的木雕传统。第二是动态的礼仪场景。其实古人也有虚拟手段，就是用平面手法来表现立体，以静态手法来表现动态。第三是容器的重要性和来源。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器类非常有限，主要是尊和罍，而商代晚期中原大地、长江中游的青铜器器类要远超于三星堆，我觉得和青铜器的来源和本质是有关系的。

  第四是大象无处不在。三星堆遗址2号坑有67根完整的象牙，这次新发现的6个坑有700多根完整的象牙，那是何等的壮观，其实大象还隐藏在三星堆青铜器上，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没看清而已。第五是缺失的细节。三星堆青铜器令人叹为观止，但它缺失的细节非常多，我们一定要要靠对比和想象来复原。

  无论我们多么震撼于青铜神树的复杂和伟大，它当年的情形一定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在露天的祭祀场景当中，有颜色，有声音，有动作。当前三星堆的重要工作之一，仍然是研究器物和祭祀坑的内在关系，研究器物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求复原器物未被掩埋之前的原始状态和祭祀行为的场景。由静到动，由二维到三维，还有新发掘的材料，我们未来的工作是源源不断的。

  学术界有两条著名的文化传播带，一条是由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另一条是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它们把东北、西北、西南连为一体，围绕中原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外网，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成都、通过西南的通道，成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出海口”。

  在这样一个文化交汇的宏大平台上，出现三星堆、金沙就不足为奇了。一方面，它们跟中原文明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又有长江上游文明的特质。

  从宝墩到三星堆到金沙，在长江上游形成了不间断、连续性的文化统一体。长江下游著名的良渚遗址，长江中游著名的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中都曾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最后都走向了衰落，并没有立即进入到夏、商、周三代文明。而在三星堆、金沙和宝墩，从4000多年前一直到西周和春秋，形成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文明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发展的体系，这跟长江中游和下游是明显有所区别的。

  三星堆和金沙改写了中国上古青铜文明，甚至从某一种意义上改写了过去世界对中国上古青铜文明的知识图谱。它们突破了传统的中国青铜时代器物群的景观，遵从礼制又有所创新，展现出人神沟通、天地相通的神灵祭祀背景。众多三星堆青铜头像，头型发饰各异，可能来自四面八方，我认为也体现出三星堆的国家已形成了跨地域、跨族群的社会组织。这当中有神圣的宗教力量，有广泛的物质交流形成的精神网络，甚至不排除军事力量。

  三星堆和金沙的例证，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它们的特征和区域文明演进的不同路径，对我们从中观察和认识长江文明的特质，尤其是观察在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条件之下，长江上游地区如何进入到文明社会，又是如何像涓涓溪流一般汇入中华文明的滔滔江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三星堆和金沙为咱们提供了文明比较、互鉴的最佳样本。

  在开幕式暨主论坛举行之后，当天下午还分设了“融合共生：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与“文明互鉴：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多样性”两场平行论坛。

  与会嘉宾从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活态利用、文化遗产与世界文明史、文化遗产与文化交流等方向展开讨论，为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共生贡献智慧、凝聚共识，也推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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